吴向阳

　　“明星学者”纪连海日前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称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婚外情，此言论惹来了不少非议，更有人指出这是对华夏先祖的亵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谢兴鹏质疑纪连海的观点，提出四大质疑，并要求停播该期节目。（《华西都市报》3月26日 

　　从钟情于帝王将相的风流史，到研究李清照守寡不清白，再到如今的大禹的婚外情，中国学者的“绯闻考古学”可是越来越增加其话语的“权威”指数，也凭添了不少吸引眼球的能力。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学者的潜心研究，不如说是学者制造的文化消费产品，是消费主义时代学者下的文化“畸蛋”。

　　不可否认，中国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化断裂之后快速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的，艺术、文化等在经过了崇高的光环后，也在回归本质的一面，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品。特别是在广告和传媒鼓噪和消费需求的推动下，摧毁了高雅文化的权威，摧毁了经典艺术品的内涵,也颠覆了一些文化的价值。

　　不过，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情况下，一些好的符合大众需求的作品也得到推崇,但一些所谓的学者也煞有介事的研究出出一种大禹“婚外情”等类似文化怪象来猎奇。值得指出的是，后者是商业消费对文化的炒作，也满足一些消费群体的需求。但我认为，这些所谓的研究，是对传统文化构建正常秩序的解构，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亵渎，而所谓的研究成果也只是体现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价值，充当了娱乐大众的角色。

　　学者不一定充当精英知识分子的角色，有社会责任的担当，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时代，二者不是合一的。我奉劝一句，“明星学者”纪连海如果真的想用文化娱乐大众，就应该褪去学者的外衣，作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产品生产者，接受商业化、追求商业化，我想这是他个人作为文化产品劳动者的权力，而我们也无可厚非，说不定还能制造出更多元的文化消费产品。

　　但我认为，当代的学者应该是属于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核心，是社会的脊梁。特别是在中国的当代社会转型的建构中，其作为道德价值等引导的地位尤为突出和重要。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我们的社会文明该怎样有效传承？作为学者，应该具有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精于对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亵渎。

　　具体而言，在这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不同层次消费群体有不同的审美需求，而当代中国的文化将是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而作为学者，或者直面现实，成为启蒙社会、提高大众审美修养的具有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寻到安身之所；或者在书斋里静心研究，固守精英特色，冷观纷扰世事，而不应该定位不清，混淆大众视听。

　　记得在一次恶性车祸的采访中，一位很文艺腔的交警叔叔，面对着惨不忍睹的现场，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人总是用一生去寻求安全感，又通常在一瞬扔掉安全。的确，雷锋叔叔做了一辈子好事才成了人民的勤务兵，而确保安全比做一辈子好事还要难。在都市人一生的万余次乘车经历中，或许总有一些时候你忽略了安全带的作用，那么阎王爷的勤务兵位置就已经给你预留了；而在一生数千次的巫山云雨会中，或许你也总有些火急火燎的时候，那么你很有可能因此为自己找到了尘世中的勤务兵岗位，尿布和奶瓶就是考核你岗位业绩的见证。

　　人生是一场亘古的葬礼，所不同的是，你选择的是寿终正寝的追悼会，还是风华正茂的自己亲手埋葬自己。

　　所以，在白驹过隙般的人生中，在沧海一粟般的大地上，有些事情，记不住也得硬记；还有些事情，熬不住也得生扛。

　　舞台上，每个人都疯狂的表演，那撕心裂肺的声音，我怀疑走错了地方。唱一首唱了３篇还没有唱通，不着边际的音调，矫揉造作甚至有点让恶心的表演。一个男人，奶声奶气慢半拍唱《甜蜜蜜》，那种感觉真的好想吐。人常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用放大镜看了吧？呵呵！

　　唐伯虎说：“人家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其实人生只要自己快乐就可以，何必太奢求那么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只要自己快乐，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绝好的事情。前天看了《读者》，说起美国的生活方式，“Ｈave fun”是他们美国人做事的准则。做每件事情，不考虑值得不值得，而是优先考虑快乐不快乐。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活的真谛，压抑自己的心情，做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谋杀自己。

　　有些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判断任何事情都用价值判断套用一番，何苦呢？这些斤斤计较的功利态度可能会让你满足一时的欲望，但绝对不会给你带来快乐的。就和吸食毒品一样，到最后，全身布满针眼，欲壑还是难平啊！

呵呵！

吴向阳

　　广电总局还要求，各地制定有线数字电视的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特别要照顾到低收入家庭。对包括低保户在内的低收入家庭给予相应的资费减免优惠，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到有线数字电视服务。据2007年2月4日《新京报》报道。

　　时代在进步，有线电视数字化似乎成为大势所趋。虽然由于一些地方对数字电视进行强制推广，剥夺了低收入者看电视的权利，令百姓很有怨言。但如今，广电总局顺民意提出提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到有线数字电视服务，为低收入者开政策绿灯，令我颇有好感。其实，我认为，不管哪一个政策，照顾低收入者应是政策底线，因为只有保障了低收入者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谐。

　　作为首先推广数字电视的城市之一南宁，就惹得百姓怨声载道。前几天，去拜访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现在电视都成了摆设，每天就几个台，有时信号还不好，想看看新闻什么的都没办法。之所以不装数字电视，他给我算了一笔帐，他说现在一个月工资才六百块，现在数字电视每年每台收视费312元，几乎是原来的模拟电视收费（168元）的两倍，还有机顶盒什么的，差不多四五百块了。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能力承受不了。

　　不光是我这位朋友，其实低收入者在一个城市里还是占有大多数。有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像数字电视改革不顾低收入者经济能力而强制推广，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毕竟谁也不原回到没有电视娱乐的时代。一句话，电视改革了，生活倒退了，是多么尴尬的一幕。低收入不能分享我们改革的成果，可谓是政策制定的一大败笔，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是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曾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但这句话如果拿到现在的中国来说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研究了穷人经济学，照顾了低收入者家庭，就把握住了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所以说，做为政府部门，推行改革，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应该尊重低收入者穷的权利，确保改革至少不会使他们的生活比改革后更差，也就是，照顾低收入者一定要成为政策和改革的底线。否则，任何政策和改革都是以侵犯低收入者的权利为代价的。为此，我为今天广电总局的照顾低收入者的政策叫好。